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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中医研究思路的几个转变

发布: 2003-3-15 05:37 | 作者: 黄煌 | 来源: 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》1997年7月第20卷第4期 | 查看: 31次

  世纪之交,应该对中医研究的现状尤其是研究思路作一番思考,为今后中医学术发展提供借鉴。本文仅提出当前中医研究思路方面应该实现的几个转变,目的是抛砖引玉,引发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的讨论。
  1 从研究“人的病”向研究“病的人”转变
  简言之,中医与西医的区别,就在于西医是治“人的病”,中医是治“病的人”。所以,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有“尊荣人”、“湿家”、“酒客”、“失精家”、“羸人”的提法,现代老中医大多不愿分专科,就是从中医重视整体,重视“病的人”这一思想出发的。而西医临床以疾病为单位的分科越来越细,专科越来越多,又是基于治“人的病”这种思想的。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,现代中医研究应当各取所长。所以,目前比较通行的“辨病分型”的思路,也有较大的局限性,因为其本质是以“人的病”为背景的。是否可以从“病的人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呢?最近看到一份资料,说俄罗斯一个专门研究伤员创伤化脓的研究小组,调查了100年中历次战争的伤员资料,发现不论什么时候、什么战争、什么卫生条件下,伤口化脓的比例均在7%~12%之间,那么这与什么因素有关呢?经10多年研究,发现与遗传学有关,特别是A型血的伤员其伤口化脓的可能性极大。这就是一个研究“病的人”的例子。中医在认识疾病中比较重视体质,运用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辨证很大程度上是辨体质。当前临床,老年病、慢性病很多,据统计,住院老人的入院诊断,平均是3种疾病,而死亡老人的病理解剖提示,平均有7处病理改变。所以,仅研究“人的病”是不够的。人是有心理的、有社会属性的高级生物体,其疾病过程中涉及的因素极为复杂,必须综合考虑,全面分析。仅从某种疾病出发,是难以取得满意疗效的。中医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在不打开人体“黑箱”的前提下控制人体的经验,认真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,是当前中医研究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。
  2 从研究“理法证”向研究“方药证”转变
  证的研究是中医学研究的重点,但目前对证的认识,尚不清楚。目前所讲的证,主要是理证,如所谓脾虚证、肾虚证、心阴虚证、肝经湿热证、气营两燔证等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命名的证。与此相对应的是治则治法研究,如健脾法、补肾法、养心阴法、清化湿热法、清气凉营法等。应当说,这对于阐明中医理论的实质,促进中医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,这种证比较模糊笼统,存在着一证多义、一证多方、一证多药的不确定性,与实际用药缺乏严格的对应,这对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,已经引起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重视。实际上,在中医学中,还存在一种辨证模式,称为方证识别,或叫药证识别。如《伤寒论》中有“病与方相应者,乃服之”,并有“柴胡证”、“桂枝证”的提法;《金匮要略》中将服用百合剂的病症称为“百合病”。有是证用是方,有是证用是药,这就叫“方证相应”、“药证相应”。这里所说的证,是证据,是指征。换句话说,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;药证,就是用药的指征。有的方证与药证,就是西医所说的“病”,有的是某种“综合征”,有的则是中医通行的“证”,有的还是个症状,有的甚至是某种体质。所以古代中医学中的“证”,并不局限于寒热虚实阴阳表里,也不是与辨病治疗相对立的一个完美的疾病单位,而是一种诊断用药浑然一体的辨证模式。它朴实而具体,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单位。有人说,中医辨证论治太灵活,无法研究,这是对中医的误解。方证相应,是中医辨证论治原则性的体现。抓住方证和药证,寻找证与方药的对应关系,实现方证、药证的规范化,弄清方药所以取效的机理,这是很有中医特色的研究工作,也是中医科研工作者容易接受的研究思路。同时,这项研究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,对中药的开发利用也将有积极的意义。研究方证和药证,并不是标新立异,而是一个传统的课题。历史上,为了促进中医学的规范化,宋代的朱肱,清代的徐灵胎、柯韵伯,日本的吉益东洞、汤本求真等医家已经对方证、药证有了研究和发挥,我国近代医家如陆渊雷、曹颖甫、岳美中、叶橘泉等也对此有精辟的阐述。可见,研究方证与药证,这是一个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学术问题。
  3 从研究“实质”向研究“实效”转变
  多年来,中医学的研究,大都重视中医理论实质的研究,除经络实质研究外,还有肾的实质、脾的实质等藏象实质的研究,甚至还有阴阳的实质研究,但实践证明结果并不理想。这说明需要调整研究的思路。中医的藏象、阴阳等到底有无实质?恐怕目前很难说清楚,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,就是哲学理论是无法在实验室找到实质的。那么,对于那些哲理性较强的中医理论要寻找实质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。即使找到了所谓实质,对中医临床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所以,实质研究不妨可以暂时放一放,而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临床验证中医中药的疗效。某方对何种疾病有效?对某病的什么时候有效?对哪些“病的人”有效?有效率是多少?有何副反应?某药配何药可以增效,某药配何药反而减效,某药大剂量是这种效果,小剂量则是那种效果,等等,这些实效的研究,正是中医临床工作者所急需了解的,也是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急需的。
  4 从“中西结合”向“中西并重”转变
  中西医结合论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、革命家、诗人、当时全党全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,从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高度,提出来的一个宏伟理想。他对中西医结合并没有严格的定义,给后人留下了在中西医结合的概念、方法、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的极大空间。我认为,所谓的“结合”,既可以体现在学术上的有机整合,也可以体现在一个医生的中西医两法治病。就现阶段来说,后者可能更为实际。就象中国人可以掌握两国语言一样,中国的医生同样可以掌握两种医术。但是,也就象不宜用英语的语法串中国的词汇那样,使用中医中药,不能简单地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、规范、评价。总之,用中药要象中医,用西药要象西医。中西医结合医生应当两手都有,两手都硬,而不要站在西医的角度急于将两种医学牵强附会地拉在一起。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,需要几十年,或更长的历史时期。随着医学的发展,对中医药的认识也在深化,所以,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西医学来评价中医学。中西医结合不是中西医汇通,西医学习中医,也不意味着西医改造中医。对此,中西汇通派以及西医学中医群众运动的教训应当吸取。首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“发展中医药,中西医并重”的方针,我认为,这同样适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。显然,要做到两手都硬,必须在思想上做到中西医并重。这就要求中医学科研人员认真学习两种医学的理论和技术,尤其是中医学在认识人体、认识疾病方面的思想方法。同时还应当努力学习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千金方》等汉唐方书,因为这些古典著作中代表了中医学的主流,不在读原著上下功夫,仅凭一些教科书上的知识,是很难有所成就的。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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